经济状况，得出不易相抵的结论、从而制定政府具体恤民措施，“行之魏国，国以富强”[47]。无疑魏国的政策发展了自耕农经济，从李悝计算农民支出以交纳什一税农户为标准，可知自耕农是农村人户的主体。《史记》云秦国实行商鞅的“为田开阡陌封疆”，“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政策，鼓励农民开垦田地，收到“赋税平”，“秦人富强”的效果”[48]。商鞅还招徕三晋百姓垦荒，允许三世免除赋税[49]。《汉书》说商鞅“坏井田，开阡陌”[50]。看来秦国农民是在破坏井田制情况下获得田地的。由魏、秦土地政策可知，战国时代出现大量自耕农。《汉书》还说秦始皇“收太半之赋”[51]，攫取农民的三分之二收成，他既然收的是田赋，而不是地租，这种农民只能是白耕农和地主，因此不能不认为秦朝自耕农数量不少。在汉文帝躬耕籍出时，晁错上《论贵粟书》，建议重农抑商，他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收获物自家用度外，“治官府，给徭役”，若政府再横征暴敛，加上商人及高利贷者的盘剥，农民就只好“卖田宅，鬻子孙”了[52]。董仲舒论述农民的赋役之重，讲了更卒、田租、口赋，接着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53]，后世读书人见到此话，理解到佃户之多和地租之重，当然是准确的，不过笔者倒觉得应当注意到“或”字，这是一个转折词，它表示前面讲的是纳税农的情况，现在转而叙述无税而有役的佃农，由此笔者意会到纳税农民还是多数，只是佃农增加了，他们更贫困。王莽实行王田法时，指斥汉朝云：“汉氏减轻田赋，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54]。与董仲舒所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中的转折宁“而”宁，也是前面说农民负担实际沉重，何况还有佃农更苦。诸如此类的汉代人论述，无不表明秦汉时代自耕农的众多。
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中古时期，自耕农之多，由历朝政府相继颁布均田制度和一再推行“刮户”政策可以得到证明，因为它们都是针对纳税的有田农户，也即地主和自耕艘的。均田，名义上是国家给人民份地，并且限制民人拥有垦田的数量。这是国君拥土地最高所有权思想的表现，是国家把所有土地都视作为自身的。她表示要给农产一百亩垦田，并以此数量为单位，向农产征收赋役，也即租庸调的标准，就是说，一个农产，应当有一百亩耕田，因此应当交纳相应的田赋、户调，以及应服多少天的庸役(或折钱代役)。政府并不能按照规定的数量给农户以田地，在多层级土地所有制下，政府不可能剥夺农户的自有垦田，所以通常手中并没有掌握多少随意支配的土地，只有大的战争之后，才有巨量的荒地，也就是说政府平常没有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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