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开办新税。财政危机之时，各地新增捐税名目纷纷出笼。其中尤以厘金开办影响最大。1853年夏秋之际，刑部侍郎兼督办江北军务的副都御史雷以＠①因训练乡勇急需款项，遵照中央“就地筹饷”的指令，派人在里下河一带设局劝捐，随后又派人在扬州仙女庙等地，劝谕米行，抽厘助饷结果成效显著。从同年9月至次年3月，只此数镇“捐至二万贯”，接着又向各州县推广。1854年底，钦差大臣督办江北军务的胜保因亲见办厘成效显著，遂上奏称赞此法，并建议向全国推广。[10]（卷37P2）后经咸丰帝批准，厘金作为一种新税种，便从1855年以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办起来。

　　三是自办捐纳。捐纳事项，清制由中央户、吏两部掌管，具体事务由户部捐纳房办理，不论何时，地方均无权自办捐纳。但到咸丰初年，此制发生明显变化。1851年1月，广东、广西两省因急需用款，奏准自办捐纳。随后不久，各路粮台因饷源困难，也援例收捐自用。1853年秋，雷以＠①奏请在泰州、宝应设局，比照粮台收捐，又向户部请领空白部照，随捐随填，一时颇为奏效。与此同时，曾国藩上奏户部：“准令臣随处劝捐”。[11](P31)第二年，安徽巡抚也奏请设局开捐，筹措军饷。[4](P21)1856年因战乱、天灾发生粮荒，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请按江苏、山东等捐例，收捐米石，接济军民口粮。这样一来，各地官府、粮台及统兵大臣，皆得就地办捐自用。一时间，各地捐局林立，多以降低捐纳标准为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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