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界限的推移与水土流失强度有密切的关系，二者相较，农业的影响要大于牧业，这不仅仅是因为农区的人口密度要大于牧区，换句话说，除了人为因素外，植被、地表组成物质等多种多样的自然因素也在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植被是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要素。而植被的变化主要是山地林木面积的缩小，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农业区域的扩展，一部分草地和林地被开垦，自然环境受到人为的破坏和干扰，保持植被原貌的土地越来越少。就天水地区来看，在道光年间，全县有人口1.9万，到1949年时增加到24万，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1.6倍。随着人口的增加，毁草开荒是必然的。在清前期，天水被称为秦州，还设有马场，有着畜牧业经济，但到中叶，已经是农业经济占主导了。仅道光年间，天水地区就新开荒地1.1万平方公顷，到解放前夕，开荒面积达5.3万平方公顷，耕地突破6.7万平方公顷。[24]原本有较好的植被、地表组成物质条件较好的地区，由于人口的骤增，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在农牧业经济的相互拉锯之中，草场开辟为农田，后又荒芜的现象也较严重。清初青海贵德曲玛尔沟虽是藏族居住地，但从事农耕既久。至嘉庆年间，“番子多出蒙古地方游牧抢劫，不事耕作，将田地全行抛荒。”[25]海南共和县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民国建省设县以前是优良的草原草场，最初属青海右翼盟旗辖境，咸丰年间，为藏族部落驻牧。设县后，土地收回地方政府，招民领照垦殖。据查自县境至尕海滩有可垦荒地126,000亩。1918－1919年间，湟源县属哈拉库图农民，呈准前往垦种，就与藏族发生冲突，遭“藏族放牧践踏，垦民无以保障。”[26]直到1942年时一直处于荒废状态，导致土壤退化。上述开垦、抛荒，耕地增减不定的过程，使草原大体上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而这一趋势的非线性过程所表现出的就是植被破坏，土壤不能有效地涵养水分，而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乃至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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