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恶化，是年奉文停征仅豁除水冲沙压粮就一千九十七石余。[17]至四十多年后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柳林湖所垦农田沙化现象已经极其严重，农田恶化的演替特征已经明显化，田地不仅难以耕种，还要费以人力肥力加以培殖，也就更谈不到收获了。农田已经是“幅员狭隘，十地九沙”。[18]另外，水渠所浇灌的地亩数也在减少，根据乾隆年间藏于镇番县署的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卫守备童振立所立的大倒坝碑和雍正五年（1727年）知县杜振宜立小倒坝碑可知，“按原额粮除移并武威、停征冲压外，现征之数较少于原额者一千余石。”[19]古浪县的情况也基本相同，“盖缘山土硗瘠，间岁一种，无水浇灌，又虑霜早，不植秋禾。”[20]事实上，生态恶化的这种情况已经不可能向好的方向转化，而此后河西走廊沙漠化的现实也证明这一事实。
因生态变迁而争夺草场和水源的纷争，不仅存在于农牧业之间，在农业和农业，牧业和牧业之间也同样存在。就草原纷争来看，由于生齿日繁，过量畜牧，导致草原生态退化，也时常引发社会矛盾。青海草原蒙藏民族之间自乾隆至咸丰一百多年间的牧地纠纷，就是围绕着争夺草场而相始终的。入清以来，朝廷加强了对青海地方的行政管理，将青海蒙古25旗安置在黄河以北（黄河流经的龙羊峡、贵德、循化以北和青海湖、湟水以南地区），察罕诺门汗等5旗于黄河南（黄河绕积石山向东，经贵德、循化、兰州的河曲地带）驻牧，相互间禁止越界。而世居青海的人数众多的藏族部落基本分布在黄河以南，这样就形成了蒙藏界黄河而居的分布格局。但“河北地土肥饶，河南则水草不能皆好。自来番族皆谓偏袒蒙古，尽于善地，常有垂涎河北之心。”加上河南藏族“迨后丁口日繁”，[21]而河北蒙古人口减少，又多空地，尤其是伴随着河南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草场退化等自然和人为因素引发了河南藏族逾越河北的纷争。这场草原纷争自乾隆元年（1736年）拉开序幕后，前后历经百余年，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才平息下来。纵观纷争经过，清廷屡次派兵弹压，屡次不得要领而败归。其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官兵甚少，焉能抵挡数千番众”，而正如“番众”自己所言：“我们偷进卡伦住坐，原为水草，岂肯放荒。实因牧放牲畜。”所以引起纷争的“抢劫大案”，不过“偷窃牲畜，潜来水草肥美之地偷牧牲畜。”[22]最终，黄河南藏族中的刚咱等部族1,747户，18,420口迁至青海湖环湖及河北各空地驻牧。以后又陆续有藏族部落迁入，以至官方“查番族渡河者已五十三万余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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