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清廷的大一统和成功的民族政策，解决了自秦汉以来长期存在的北方游牧民族总是和农耕民族相撞击的矛盾，使北方民族关系相对缓和成为一种大的趋势。但这不能表明民族间的纷争永远消失，在甘青宁农牧交错的这个特殊地带，因生存而争夺“草场和耕地资源”的纷争此消彼长。其结果生成了新的农牧经济生态环境系统，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新生成的农牧经济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弱化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的恶化，也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农牧经济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应的自然生态环境。牧业经济为了生存要争得草场，农业垦殖也需要土地，双方为争得富源，必然要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乃至武装冲突事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西北农牧之间为争夺富源、水草的拉锯战较为普遍。康熙五年（1666年），青海蒙古各部就由于甘州大草滩丰美水草的吸引，而纵牧大草滩。以至于甘州提督张勇不得不请命自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一线筑边墙以限内外。次年八月，又将甘肃边内驻牧的各族部落“尽数迁移出口。”事实上，为生存而寻求水草的争夺和迁徙并不是一道边墙就可以阻隔的，事隔十年后的康熙十四五年，为求得草场生态环境的纷争又起。“番夷乘虚窥伺大草滩，帷帐满野，麾逐不去。”[14]同时在宁夏与鄂尔多斯交界处的蒙古部落也乘机入宁朔、平羌等堡。当然已经归附内地的各少数民族部落也经常在头人、酋长的带领下，以请求内徙等形式，在征得朝廷恩准后，获得一块生态较好的牧地，但也不是每每如愿以偿，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十二月青海墨尔根台吉就请于黄城滩地方游牧，未许。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时，永昌属凉州府辖。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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