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汉蒙交界处，县北境与阿拉善蒙古交界，北边墙外六十里外的玉泉墩与山丹县的青羊口墩相连，自此南望，“峰峦重叠，层出不穷。”百姓“採樵牧放事咸赖于此。”沿山以北皆为蒙古游牧之地。在这农牧经济交界处所，双方贸易往来在所不免，历年既久，蒙古间有越界游牧者，汉民也有给蒙古代为牧放。“资以牲畜者、侵假而越界者插帐矣，侵假而插帐者云连矣。甚至反客为主，与民争利。其黠者虑及越界犯禁，遂将各墩石碣潜移毁弃，……互控纷如。”上述的农牧争地事件不仅永昌县存在，在相邻的山丹、镇番也同样存在，而且“其为患盖数十年于兹矣。”其最终结局虽然以政府的行政手段、仿照旧例解决，“择山之最高处，堆立俄卜为计。复饬地方官各于汉蒙出入要路设立卡房，派兵役看守。而各墩石碣之已毁者，均行修整。”但终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解决此处，彼处又生。在永昌所立俄卜旁的朝泉墩地方，也是一处交界地，“其与蒙古交界处了然于目，”官方也不得不设卡立碣，以防止蒙古“故智复萌，潜移毁弃”而南下游牧。[15]
清廷在处理农牧双方争夺水草的过程中，有保护农耕的主旨。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农耕经济有着自身的优势。因为农耕经济单位面积土地养活的人口数远远大于游牧经济养活的人口数，而且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在生产周期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农业经济较牧业经济有着生产周期短、生产成本和风险小等特性，故而在双方争夺土地、水源的拉锯中更有强力。最迟在乾隆时期，作为河西走廊东门门户的永昌、古浪、平番、镇番等地是农牧交界带，而且牧业经济的成分占绝大多数。古浪一带就是“番多田少”，几无农业。其中在黑松东山围场沟一带，就安插番民四族，番男六百零七口，妇及子女六百七十五名；大靖黄羊川安插番民二族，男九百七十七名，妇及子女八百五十六口；安远柏林沟，安插番民二族，男二百九十二口，妇子女三百一十六口。[16]但至民国时期已经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
不过，在农牧生产方式交替演进的过程中，生态恶化已经显现。如镇番县柳林湖农业生态在乾隆三年（1738年）时已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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