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选集》，一九六四年版，合订本，第六二一页。)当然，这里的商人，范围是广泛的。它既包括和资本主义萌芽有联系的商人，也包括和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联系的商人。而在后者之中则既包括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旧式商人，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出现的为外国势力服务的买办化商人和洋行买办。在所有这些商人当中，这最后的一种，照我看来，居于突出的地位(参阅拙稿，《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见《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强调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近代企业的转变，认为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乃至唯一途径，这是与历史的实际不相符合的，即使把这种转变限制在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的范围以内，也是如此。
需要再重复一遍：我们这个论断，并不是绝对排除这种转变的存在。我们只是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之所以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乃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这是一个一般的、正确的命题，包括由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近代企业的转变在内，在这一点上，当然，仅仅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承认，“没有帝国主义，中国根本不会有资本主义。”
三、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来源于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转变，这个提法之所以值得研究，已如上述。与这一提法相对应的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乃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工业和洋务派企业的直接继承。就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两个部分，即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途径：一条是资本主义萌芽→民族资本主义；另一条是官工业→洋务派工业→北洋军阀官僚资本→国民党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泾渭分明。因此，为了进一步阐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有必要对中国出现的官僚资本主义，作一点研究。只有把这个问题也弄清楚，才有可能作出全面的、合乎事实的结论。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