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版，合订本，第五九八页。)。把它等同于洋行的买办，这是望文生义。四大家族的头目没有一个是出身于洋行的买办，难道可以因为他们不是出身于洋行买办，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没有买办性，就不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了么？当然不是这样。反之，有了洋行买办出身的人的参加，洋务派企业就有了买办性，并由此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了么？当然也不能这样看。
不仅如此。象唐廷枢、郑观应这样一批当过洋行买办的人之进入洋务派企业，不但不是大买办和大官僚的结合，相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参加，使得一批官商结合的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增加了商办的色彩，增加了要求发展商办企业，亦即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倾向。郑观应之于上海织布局，唐廷枢之于开平煤矿，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用不着在这里再加深论(请参阅拙稿，《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见《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让我们回到所要讨论的题目上来，洋务派企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这个公式能不能成立呢？从一个方面看，它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洋务派企业的确具有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企业的某些特点。但是，它又是不全面的，因为洋务派企业同时又有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亦即洋务派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另一个前途，至少有这样的可能性。
再回到陈志让先生的命题上来，“改变了的官僚资本”可不可以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呢？如果官僚资本指的是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作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那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改变了的官僚资本”在提法上并不很妥当。但是，如果赋予官僚资本以科学的涵义，如果官僚资本指的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那么这个命题就完全不能成立。因为这时的官僚资本，是作为民族资本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尽管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中也有以所谓官商合办的形式而出现的一种，也有所谓商股和官股的结合，但是，这时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企图从这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那是注定没有前途的。在这个意义之下，说民族资本来源于“改变了的官僚资本”，那就是错误的。
就写到这里，期待读者和专家的严格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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