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在洋务派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企业中，主持其事的，的确都是曾经担任过外国洋行买办的人物，具体地讲，就是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三个人。在洋务派的轮船、电报、煤炭和纺织四大企业中，徐润主持过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先后主持过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而郑观应在这四个企业中，几乎全都插手过。

　　这三个人在他们所在洋行中，的确都上升到比较高的地位。徐润十五岁进入宝顺洋行，二十四岁成为宝顺办房主席的副手，行中之事，由他“一手做去”(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一九二七年刊，页二、八。)。唐廷枢在二十一岁上进入怡和洋行，二十八岁开始主持怡和洋行的船舶代理业务(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见《清华学报》一九六一年六月，第一六七——一六八页。)。至于郑观应，他十七岁进宝顺洋行，管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三十二岁上又被太古洋行聘为轮船公司总理，兼管栈房(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八，页四二。)。相对于刚进洋行的小买办而言，把他们后来说成是洋行的大买办，未尝不可。

　　但是，只能到此为止。过此一步，正确便成为谬误。他们可以称之为洋行的大买办，但是，他们之进入洋务派企业，却不能据此断定这个企业就成为大买办与大官僚相结合的官僚资本企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之所以称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里的买办，是一个假借的*术语，指的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参阅《毛泽东选集》一九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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