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00年的大面积“背教”并非清代独有的现象，那么一部分教民武装起来，集团反抗外来的进攻，则是中国传教史上独一无二的。华北地区由于社会动荡，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寨堡文化”的地方自卫传统。这种传统起于汉末豪族的坞堡，中经唐代的土团、宋代的山水寨直到中清之后的团练而逐渐制度化。[4](P229-280)在19世纪60年代全国性农民起义的浪潮中，由于清王朝放开兵权鼓励地方办团，因而冀鲁豫三省遍地出现了由各种乡镇领袖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军事中心。西方传教士非常关注华北社会的这种寨堡景观。比如明恩溥写道，这里的乡村差不多就是一个个微型的城市，外面有类似于城墙的土围子。[5](P19)因此，当传教士们在19世纪60年代战后介入这块“平地并村，高山结寨”的地区时，出于防御的需要，也和入教的村镇精英合作，在许多地区建立起了寨堡式的教堂。到1900年，一批巨大坚固的教堂进一步军事化，成为抵抗拳民和清军的据点。集结在这批据点里的信徒，可能有平日以“入教为护符”，在动荡中首当其冲而不得不冒死相抗者，有百般无奈、“冀免一死”者，但也有一批以基督的战士自命者。他们体格精壮、斗志旺盛，视义和团为“魔鬼”的子民，愿为捍卫天主而献身，[1]（卷宗11，P37）

义和团运动高潮中的华北地区到处可见盲目出逃的教民，从而在一种特定的情境里，再现了历史上常见的那种在社会动乱年代逃难“跑反”的传统。逃难的教民主要是被逐出本村，又缺乏自卫能力的老弱妇孺。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相当一部分逃亡教民的心理状态和留村教民类似，他们出逃避难的首选目标是血亲或姻亲，而只有在被后者排拒的无奈情形下，才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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