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署名“伤心人”（麦孟华）的文章（《论义民与乱民之异》）说：“团匪之乱，固非独国家之害，实我四万万人切肤之灾者也。夫彼之毁人租界，*人民，戕人公使，诚快彼排外之野心矣。然使外人日骂我为野蛮，日辱我为犷种，我四万万人遂无颜复对外人。”[1]（第52册）革命派同样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肯定义和团爱国精神的同时，也批评了他们“举动可笑”、“可恶”，惋惜地说：“夫义和团本为自立自主自由之绝大质点、绝大机关，独惜其智识未开，不思划除国内之虐政，不度德不量力而遽与外人为难，为可慨耳。”[2]（《主权篇》，第33期）邹容在《革命军》中把革命分为“野蛮之革命”和“文明之革命”两类，义和团运动属于“野蛮之革命”之类，弊端是“有破坏而无建设”。[14](P349)陈天华在稍后一些时候对义和团的缺点作了更为深入的检讨，指出：
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几件大大的不好处，不操切实本领，靠著那邪术。这邪术乃是小说中一段假故事，那里靠得住。所以撞著洋人，白白的送人了性命……我们要杀洋人，当杀那些千军万马的洋人，不要杀那一二无用的洋人……义和团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弄出天大的祸来。[3](P146)
尽管革命派、改良派批评义和团运动的角度、程度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通过检讨义和团运动的缺点教训，都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民众在文明程度和道德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到“开民智”、“新民德”，进行启蒙宣传的迫切性。为此，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开展思想启蒙的主张，诸如“学战”、“游学”、“新民德”、输入西学等等。试图通过这些途径发展近代新型文化事业，更新国人的文化知识结构，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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