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首先提出“学战”的口号。《湖北学生界·叙论》一文说：“以为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15]所谓“学战”，是指发展民族近代文化，“养国民之资格”，“浚国民之知识”，使中国在与“鹰瞵虎视者数强国”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者在这里把“兵”和“商”的本源归于“学”，是不对的，但是响亮地提出“学战”口号，并将之与“兵战”、“商战”相提并论，却强调了发展民族近代文化的重要意义和思想启蒙的重要性。《游学译编》发表《劝同乡父老遣子航洋游学书》，把“游学”称为救国的“唯一之方针”，指出“且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某今又决言曰：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作者认为中国已经有过甲午之役、庚子之役的沉痛教训，“今日曰振兴学校，送子弟出洋求学，诚今日方针之所不可再误者也。”[13]（第6期）邹容把“革命之教育”看成组织“革命军”，实行民主革命的当务之急，疾呼：“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14](P350)其意在于把即将进行的民主革命纳入“文明革命”的轨道，而避免重蹈义和团“野蛮革命”、“野蛮排外”的覆辙。 

改良派1900年以后的舆论宣传也把开民智、新民德、倡新学等作为思想启蒙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行第100册撰写的祝词中谈到该报坚持的四个宣传宗旨时说：“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办报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国人“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1]（第100册）这些思想主张在后来都被深入阐发。尤其他主编《新民丛报》以后，不仅系统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