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大规模地宣传介绍西学新知，而且发表了脍炙人口的《新民说》等一系列论著，大力鼓吹“新民”思想。他主张：人们要摆脱封建纲常名教的束缚，树立独立自由、爱国爱民、积极向上、进取冒险、自尊自强、利群利他等新时代的道德精神，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相当全面地论述了更新国民道德、改善国民素质的问题，发出了这个时期对思想文化界进行近代启蒙的最强音。
倡“学战”、新民德，必然要导致对域外新知的进一步追求。于是，新型知识分子在1900年以后特别注重输入西学，大规模地介绍西方哲学、社会*学说，促成了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高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这个时期的西学传播时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1902-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16]
总之，义和团运动促使国人进行更深刻的道德反思，敲响了建设近代新文明、改造国民性的时代警钟，进一步推动了思想启蒙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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