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已派出的杨慕时、邢长春等部。15日，裕禄再次奏请朝廷“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但由于清廷政策的变化及联军向大沽发动了进攻，裕禄不但未能对义和团施之以“剿”，相反，却于6月17日传集义和团首领，“示以收抚之意”，并督饬清军和团民“合力痛击”侵略军。其政策由“剿抚兼施，以抚为主”一变而为“从权招抚”。[《义和团栏案史料》，上册，第113，120，143，158页。]
裕禄与毓贤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他对义和团确曾持敌视态度；二、他曾多次向直隶各地调派军队“弹压”义和团；三、他于1900年6月一度表现了鲜明的主“剿”倾向。但是，一则，作为直隶总督，裕禄的地位恰在慈禧的辇毂之下，他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朝廷的制约。尽管他对义和团没有好感，而在1900年5月以前他一直都是按照清廷上谕中“只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的精神来对待义和团的。在义和团杀死杨福同的次日，候补道张莲芬向裕禄提出：“非奏请禁止练习，终难措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12页。]说明在此之前裕禄一直没有严行禁止义和团。二则，裕禄虽曾多次向直隶各地派兵，但给他们的指令都是“严拿首要，解散胁从”，而不是要他们对义和团加以剿杀，所谓“弹压”是以解散为主要目的的。时人记载：“官军虽往弹压，然未奉明谕，无敢实力剿办者”。[《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4页。]甚至有人直接向裕禄反映说：“前派兵队，眼见匪人枪杀，并未阻挡：据云：未奉军令，不能擅打”。[《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46页。]三则。1900年6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