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招降政策，而是因为赵三多未受招降。他在派兵时，原则上只是要加以“弹压解散”，对于不愿解散者才加以“兜拿”、“格毙”。[《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29，32，33页。]这样做既是为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又可以杀一儆百，促使更多的义和拳接受招降，应该说仍然是“剿”中有“抚”、寓“抚”于“剿”或以“剿”助“抚”的。因而，从整体上说张汝梅实行了一种“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必须指出：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对于安居如常的义和拳实行的“抚”是招降；对于聚众起事的义和拳实行的“抚”是解散。
毓贤莅任之始，即向清廷声称：民间“断无虐待教民之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页。]再次将教案的主要责任归之于教民。杠子李庄等处教案发生后，平原县令蒋楷等禀称：教民呈报被抢，查明属实。毓贤批曰：“教民所称被扰，是否平民向教民报仇？该县当根究缘由，秉公开导解散，不得轻信教民一面之词，率行拿办，以致民间不服也”。[《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5—6。]他的意思十分明确：第一、对教案要“根究缘由”，查出“平民向教民报仇”的事实；第二、对参加反教会活动的人要“开导解散”，而不能“率行拿办”。即不但要执行“抚”的政策，而且要找出执行这一政策的依据。
朱红灯起义前夕，蒋楷又禀称：“匪首李长水等”聚集“匪徒共五六百人”，在杠子李庄一带“任意抢执”。毓贤批道：“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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