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民不服劝谕，固非派兵弹压不可；惟究非股匪可比”；“办理此事，非稍用兵力，不能震慑解散也”。[《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58，76，58．59，64，65，81页。]然而，“稍用兵力”是手段，“震慑解散”是目的，“剿”之与“抚”，何主何从，不言自明。因此，我们认为裕禄这时实行的仍是“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此后，尽管他频频调动军队。给人一种以大兵压境的感觉，但其下达的指令却总不外“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八字。
1900年5月17日，裕禄上了一份奏摺，说义和团“信从者概系乡间愚蠢之人”，“其技既无可取，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用为团练，未必能奉公守法”。因而反对御史郑炳麟“因其私团而官练之”的建议。但又说“如查有学习拳技之处，谨遵前奉谕旨，只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分别妥为办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1页。]并未提出要对义和团施以“剿”的政策。
是年6月，裕禄确曾一度主“剿”。6月2日，他向，总理衙门提出了“三路兜剿”的计划、要求荣禄派兵协助，并于6日奏请朝廷派聂士成等率部“迅速认真剿办”义和团。[《义和团栏案史料》，上册，第113，120，143，158页。]然而，清廷根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荣禄非但没有给他派兵，反而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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