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义和团运动兴起阶段，掌握着中央政权和山东、直隶等省地方政权的清朝顽固派基本实行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当然，抽象的概括毕竟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要准确地把握这一政策的实质，还必须就其具体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
张汝梅升任山东巡抚后不久，即奉旨“饬臬司毓贤驰赴曹州，就近调队将大刀会匪切实弹压”。毓贤赴曹州查办后禀称：大刀会“久已解散，现在实无谋向教堂滋事情形”，唯有“入教莠民，凭藉教堂欺压良善情事”，并把造成民教矛盾的责任全部归结于教会势力。张汝梅在奏摺中进一步肯定毓贤“所禀教民骄横，藉事欺压良善，本是实在情形”。要求总理衙门“据情照会德国公使，转饬各教士，嗣后务须慎收教徒，严加禁约，毋得始终袒护莠民，轻信浮言，致滋民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14页。]可见，他们当时确实是站在反教会的人民群众一边的。出于这种感情，后来奉旨查办义民会时，张汝梅提出了“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的主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一16页。]要把义和拳改编为团练。这实质上是一种招降政策。此后，张汝梅曾派兵镇压赵三多起义，这并不是因为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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