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互相歧异、甚至截然相反的记载说明裕禄的情况确实要比毓贤复杂得多。然而，根据现存的裕禄本人的函电奏章（当然比上述记载可靠），我们还是可以较为准确地揭示裕禄的态度及其政策的。　义，但也明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裕禄即曾应张汝梅之请，派兵会同镇压赵三多起令其僚属要“防抚兼施，解散胁从，设法访拿首恶”。当时隶属直隶的威县县令亦曾“将安分拳民编入民团”。1899年秋，裕禄派王连三、吕本元等率兵镇压开州、濮州、东明、长垣等地的反教会活动时，仍命令他们“会拿首要，解散党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33，35—36，45页。]就是说，裕禄当时实行的是与张汝梅、毓贤同样的“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 

1899年底义和团运动逐步在直隶普遍兴起后，裕禄声称：“义和拳实系邪匪，并非义民”；“该匪等党羽甚众，借闹教为名，煽惑倡乱”，“殊为地方大患”。[《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59，76页。]显然持敌视态度。但是，持敌视态度并不等于一定实行了“剿”的政策。 

1899年12月，裕禄派梅东益率兵分扎河间府所属各州县保护教堂，令其“查明著名首恶，滋事拳民，严行拿办，其附合者一概解散”。并具体解释其政策说：“办理要义，当以解散胁从、捕除首恶，使知法有可畏，方能敛迹”。其杀一儆百，以“剿”助“抚”的用意是十分明确的。当时，他还曾命两司印刷《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行有拳民各属”。但当劳乃宣“禀恳奏请明降谕旨，惩办拳匪”时，裕禄却说他是“张犬其事”，不肯“照禀出奏”。裕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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