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灯起义后，毓贤派卢昌诒、袁世敦率兵前往弹压，明令他们“不准猛浪生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5页。]，并再次强调：“民教互闹之案，不得专以匪论，总以开导解散为主”，[《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3页。]虽然动用了军队，却依然要以“抚”为主。朱红灯率众抗官伤役、在森罗殿击败清军后，毓贤仍未加派军队滥加屠杀，却将事变的原因归结为蒋楷“纵役诈赃”，及袁世敦“草率”、“猛浪”，奏请将蒋楷“即行革职”，将袁世敦“撤去统带”。[《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5一36页。]并发布渝示，饬令义和拳、大刀会改称“民团”。[参见：《汇报》第142号；李□《拳祸记》；《清史稿》卷465；罗□□《拳变余闻》。] 

事实表明：毓贤执行的同样是“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毓贤捕杀朱红灯等，是因为他们率众起事，造成了抗击官兵的事实，不加处置，既不利于其在山东的统治，又不利于他推行“抚”的政策，更无法向清政府交待。这正体现了其政策的“剿”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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