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梅、毓贤对教会势力的横行不法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群众的反教会活动，而不愿加以残酷地屠杀。如果不承认这种客观事实，执意说他们与袁世凯一样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了“剿”的政策，就无法解释山东的义和团运动为什么会前盛后衰，而其由盛到衰为什么又恰恰是以毓、袁交接为转折点的。
二
裕禄的情况与毓贤略有不同，史料有关裕禄对义和团运动所持态度的记载分歧甚大。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载：“直督裕公，本庸懦无意识，颇信拳匪为义民，但尚未敢极端奖励，辄依违持两可，以观风色”，自杨福同被杀，“裕闻信胆落，自是遂不敢有所主张，即不剿，亦不抚，听其横行不法。”[《义和团》，（三）第375一376页。]罗悼□《拳变余闻》、柴萼《庚辛纪事》、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等记载与此略同，[《庚子国变记》第26，125页；《义和团》，（一），第305页。]但也有记载说：“裕帅初不信匪”，“后乃迫于端、庄之嗾使耳”；[《义和团》，（一），第488页。]“裕禄初颇持正论，主剿，”后来“承风旨，忽主抚。”[《清史稿》，卷465。]还有人说：“拳匪初由山东蔓延直隶，扰景沧，裕禄匿不告，亦不捕讨。及涞水戕官，乃上章请剿，已闻载漪等主招抚，又盛称拳民勇敢耐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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