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意见居于两者之间，认为义和团运动主观上并不反封建主义，但客观上起了反封建的作用。刘大年认为，义和团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封建，但客观上它是勇于反封建的。陈振江认为，义和团反帝是第一要务，反封建居次位，各地义和团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反，有的不反。（注：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辩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胡绳则认为，“农民并不是不反封建，问题在于农民的落后地位决定了农民阶级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很恰当的结合起来。”（注：胡绳：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失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有的同志认为，“反封建”有个标准，主要是指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或经济剥削，不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来苛求农民。（注：戚其章：关于义和团评价的若干问题，东岳论丛1980年第四期；） 

　　3、义和团运动排外问题。关于义和团排外问题， 解放后的一些论著对此作了具体科学的分析。然而，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批评义和团的人往往过分强调义和团的“排外”问题而无形中贬低了它的革命性；赞扬义和团的人却只强调其反帝爱国的革命本质而避开排外主义问题，或者将两者分割开来，否认其联系。因此，在这一问题上至今亦无定论。王致中认为，义和团笼统排外表现为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新生事物，“对于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都统统采取打翻在地加以横扫的态度”，“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张玉田认为，义和团的落后性“主要的表现则在它的笼统排外主义的斗争目标，”不仅对洋人进行斗争，“对国内与洋人有关的人、物、事也不加区别一律打击。”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持相异观点。朱安东认为，义和团排外虽然与农民的小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阶级局限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压迫引起的，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自然产生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映。”（注：朱东安、张海鸥：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二期；）何若钧认为，义和团“排外”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地主阶级盲目排外思想；（注：何若钧：义和团思想论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一期；）吴剑杰认为义和团“受历史的限制，只能达到那么高的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只能采取那样的竞争。”（注：吴剑杰：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四期；）史若民认为，“排外”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封建专制统治集团，与农民阶级无关”。（注：史若民：义和团仇洋灭教、排外思想探渊，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程啸则认为，“排外”是由于义和团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再加上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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