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义和团迷信色彩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大部分同志都承认义和团的迷信色彩。但是，却在具体的评价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范文澜，翦伯赞认为，因为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不可避免的要带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来作为其斗争的精神武器。（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五期；）一个美国学者认为，义和团利用宗教迷信来演练自己的礼仪活动，是“义和团宣传自己和扩充队伍的基本手段。”（注：（美）周锡瑞：民众文化、*戏剧与义和团运动，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期；）程啸认为，这种教门信仰和正统神权庞杂交错的信仰意识对于“农民反侵略力量的勃兴和凝聚起过催化作用，但同时又窒息了这支力量的健康发展，成为导致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注：程啸：拳民意识与民俗信仰，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三期；）孙祚民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迷信色彩，虽然是“一种落后的表现，却有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注：孙祚民：义和团运动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文史哲1991年第九期；）陈振江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落后性，已从早期“打击个别的教会，教民，教士等狭窄的圈子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瓜分和不平等条约方面，”是一种进步。 （注：陈振江：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 历史教学1991年第六期；）以廖一中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主张对义和团的封建迷信的评价应一分为二。他们认为，在运动初期，义和团的宗教迷信对于集聚力量，鼓动群众，严明纪律起过积极作用，可是后来却起了相反作用，模糊了起义的理想和腐蚀了群众的斗争，它宣传的“刀枪不入”给义和团造成了很大损失。杨天宏认为，当时民众知识能力低下，是吸引人民参加的主要手段，就连“西太后也信以为真，乃对洋宣战。”（注：杨天宏：义和团“神术”论略，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五期；）乔还田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迷信，“比起他们负担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流来，毕竟是支流末节，”并且，“在迷信的背后，隐藏着现实的革命狂热，这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主义精神。”（注：乔还田：也评义和团的“排外”和迷信色彩，文汇报1986年10月21日；） 

二、关于“扶清灭洋”口号

　　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普遍提出了“扶清灭洋”、“保清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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