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等则认为，“扶清”是扶保清朝，“灭洋”是笼统排外，而绝不等于“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口号。（注：李侃：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79年第二期；）而路遥却认为，上述提法都不全面，要正确理解“扶清灭洋”的内涵，“有必要从不同阶段，不同地区队伍中去进行剖析”，这样才有可能“作出全面的评价。”（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3、对“扶清灭洋”口号的评价。一是这个口号是不是策略问题。 陈振江认为，“扶清灭洋”口号是一种策略，是义和团为实现其“杀洋仇教”的*目的而采取的斗争手段，亦是人民群众长期的反洋教斗争的产物，“扶清”的前提是“灭洋”，有利于“灭洋”则扶，否则义和团就自行其是，可见“扶清”是权宜之计，具有策略意义。（注：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一些同志则不同意这个观点。王致中认为，“扶清灭洋”口号“很难说是策略，即使是早期的反清，也是同‘复明’的思想相联系的”，“‘要扶清’，‘保清’，就根本不能‘灭洋’”。（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程啸认为“扶清灭洋”不是策略，而是“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结果，又是农民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注：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李侃也认为，义和团“提不出类似于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样的政策和策略的”，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但它模糊了清朝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导致最后被清政府利用而惨遭失败。（注：李侃：关于义和团评价问题， 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还有一日本学者认为，“顺清灭洋”是一种“传统的家长式的庇护和服从的关系的反映”，“是义和团大众对待权力的意识变迁的表现。”（注：（日）佐藤公彦：义和团民众的权力表现，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期；） 

　　二是关于“扶清灭洋”口号的作用问题。一种认为，这个口号起过积极作用。陈月清认为，对“扶清”不能全盘否定，它在义和团初期起过好的作用，不仅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也减少了来自清政府的压力。（注：陈月清：关于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苑书义也认为，义和团并不单纯主张“扶清”，而是把“扶清”与“灭洋”连在一起，“扶清”是为了“灭洋”。（注：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刘大年却认为，“扶清灭洋”起了积极作用，它集中表示出义和团斗争的锋芒是针对外国侵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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