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非摒弃事件的泛泛之论,而是“沙漏计时器能朝两个方向倒转——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回到事件”。(注: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收入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76页。)
新史学的“总体史”理想自然是与“事件史”格格不入的,但同样存在如何理解总体史概念的问题。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开辟、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学者分工的不断细化,费弗尔所期待的那种“由人类经历的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注: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1页。)越来越不可能,也越来越不必要。在史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总体史或者像肖努(P.Chaunu)等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那样,向后退却成为一种号召、方向、理想;或者被赋予新的含义,从内容上的总体史转变为方法和视角上的总体史。两相比较,显然后者更具有诱惑力。正如赵世瑜所说,“总体史绝不仅仅只有时间或者空间上的意义,它更多地是表示跨学科、跨领域的整合”(注: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在研究路径的意义上,在跨学科、跨领域整合的意义上,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同样可以构成总体史。
值得提出的仍是《叫魂》一书,从题材来看它应该是一部典型的事件史,作者却以事件(而且按照通常的理解很难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为切入点,对与此相关的各个历史层面都做了深入的探讨,从而通过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折射出一个历史时代的总体面貌。从横向看,对18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社会状况、*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都做了探讨;从纵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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