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以来，史学的科学化开始成为西方史学的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家希望把历史学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可以验证的科学，年鉴学派则试图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变迁。科学主义侵入历史学并战胜了延续数千年的叙事传统，所谓“计量史学”、“系列史学”的出现，更使一些历史著作“为数据图表、公式模型所充斥，以往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叙述、精巧的布局不复得见，从而产生了历史表述上的困境，史著失去了本应具有的美感和可读性”。（注：李里峰：《〈叫魂〉与史学叙事传统的回归》，《现代教育报》2001年第27期。）
人们对这种状况的不满，逐步演变为对以早期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反拨。法国史学理论家韦纳(P.Veyne)主张史学与纯科学的不同，在他看来，“历史就是叙述事件，叙事就是把历史上的行动者相互之间看来是局部的、混乱的和不可理解的情节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解释。”（注：韦纳：《如何写历史》，转引自《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541页。）明确表达了从分析史学转向叙事史学的要求。1970年代，西方史学界出现了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称之为“叙事的复兴”的一批新著作，其中包括斯通本人从家庭、性和婚姻等角度探讨英国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变化的《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和婚姻》，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探讨法国西南部一个纯洁派村庄的《蒙塔尤》（作为第三代年鉴派史家的代表，他的著作清楚地表明了年鉴学派内部对叙事史的重新认可），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探讨16世纪一个磨坊主精神世界的《乳酪与虫豸》，以及娜塔莉·戴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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