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会在鲁西北地区传播的意义，不在于大刀会的传播本身，而在于突破了大刀会的程式，开创了一种更加为群众喜欢接受的形式。大刀会“刀枪不入”、“可避枪炮”的“神术”，风靡一时，从学者趋之若骛，迎合了甲午战后人们追寻御侮方法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鲁西北仅仅是受到大刀会波及的地区，而不是大刀会传播的中心地区，所以这里缺乏熟悉大刀会整套信仰、仪式的“明师”。权威的缺乏，给人们创造和演绎新的形式提供了机会和空间。迷信神力的“金钟罩热”进一步启动了当地的巫风。在历史上，一种组织或方技出现，社会上就纷纷仿效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巫本来是一种职业，通常打着为人“治病”、“禳灾”的幌子，以表演“降神附体”等形式骗人钱财。有的巫者在一种催眠状态下练拳，也会做出一些引人入胜的表演。这就是所谓“神拳”。茌平等地盛行习拳练武之风，拳种很多，仅城南后张庄村就有“昆阳拳、青令拳、颜合拳、大红拳、小红拳、王虎索阳拳”等6种[19]。巫而习拳，而以降神附体附会金钟罩的请神练气，打着金钟罩的旗号辗转传授，于是金钟罩也就变了样。农村群众这时表现了空前积极的历史创造性，各种俚俗小说、神怪故事、会门迷信中可以被利用的思想材料全都被发掘出来，附会到大刀会身上。群众开始使用“金钟罩神拳”这一名字来称呼过去称之为“大刀会”的东西，继而简称之为“神拳”。这样称呼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大刀会当时已被官府当作“匪类”严行禁止，而且大刀会的名称远不如“金钟罩神拳”更能显示出一种神力的作用。

 “金钟罩”与“拳”的结合，并不自神拳始。这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1813年，天理教在山东等地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起义，清政府在审理这起案件时发现，天理教首领林清的门徒刘玉隆就向人传授“金钟罩拳棒”[28]。据档案记载，刘玉隆“系从山东冠县人郭洛云学会金钟罩法；郭洛云系其同县人张洛焦之徒”。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当道士的张洛焦“从姊夫王曰魁及其故兄王曰恒学会拳棒并推拿治病医道”，1793年，“又从河南杞县于家佐人张怀锦学会金钟罩法”，“伊自学会金钟罩法以后，即在各处耍拳传徒渔利”[29]。由这一记载看，金钟罩本是独立的一种“法”或“术”，以后张洛焦将其与拳棒结合，便开始称“金钟罩拳棒”。就在审理刘玉隆案前后，清政府还发现，在山东直隶毗连地方，经常发生抢案，“为首之人，皆系拳教，有梅花拳、异伙拳、二狼拳、大红拳、金龙照拳等名”。所说：“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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