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反洋教斗争。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实践者主要是形形色色的传教士，他们宣称负有“把儒教这个梦魇清除”掉的破坏性使命。但儒教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的核心，对它的破坏，实际上是对封建社会权力结构的破坏。所以，在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前后，民教冲突十分激烈。这种冲突较之*上、经济上的传统社会势力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更为深刻。传教活动不象*、经济活动局限于通商口岸，而是深入腹地。这就必然遭到以“保卫名教”和反异端的传统面目出现的整个封建势力及其控制的社会的反抗。并以谣言、恫吓、暴力和歧视民教的方法阻止传教士的活动。当时就有人指出，“闹教之案均起于荒谬不经之言”，“盖闹教者不过曰吾辟异端，吾御外侮，吾之忠爱也。”(见《反洋教书文揭帖选》。)天津教案便肇端于洋教士“挖眼剖心”之谣言，其实，乃是对外来文化的深层恐惧，如《湖南逐异类公呈》所说；“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义之邦，一化为倮虫鳀人之域，獉獉狉狉，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可深可恨哉！”(见《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他们从太平天国造成的社会震荡中，更加深切地感到其危害，他们指出；“夫祖宗之禁邪教，非徒以其煽惑乡愚败俗伤化也，亦深烛其结众聚谋之奸，必致酿乱而为逆也。从前教匪之害姑不远引，即如今日之粤匪，正天主教之殷鉴也。”(见《反洋教书文揭帖选》。)
但由民间豪绅地主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并没有阻挡住传教活动的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从旧的社会结构中分化出一个新的阶层——教民。它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制结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皇权直接控制士绅，并间接地通过宗法制度控制基层社区。族长有惩治族人的实际上的司法权。清雍乾年间在限制传教的同时，更加强了与宗族有关的法令，进一步完善保甲制度，实行“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的对社区的控制(见《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五月初十条。)，皇权从上面支持族权，族权从下面拱卫皇权。民教冲突和义和团的产生，正是未曾脱离此社会结构，因此被封建势力所容忍支持，而教民的出现意味着对这个结构的破坏，哪里建起了教堂，哪里出现了教民，就对哪里的*支配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不仅如此，它还破坏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因袭的、高度一致的自然认同的关系。在宗法制度下，宗族意识对于个人是十分强大的精神的物质的压力，对于外姓或宗族远支还形成残酷的封建压迫，此等人受歧视，地位卑下，缺少归属感、认同感，生活在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如果他们是佃农便是最低贱的佃农，不仅要受豪绅的盘剥，还要受大姓佃农的欺侮。鲁迅笔下的阿Q为什么希图姓赵，赵大爷又为什么不许他姓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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