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贤正式命名的义和团恰当其时地被引入了*纷争的中心。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等口号，大合旧党心意。西太后称，“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义和团》第1册，第124页。)正如一些论著指出的那样，慈禧的态度，“直接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义和团运动史》，第23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室成员也争相公开标榜自己的义和团身份，庄王载勋、刚毅被任命为义和团统领，义和团到庄王府挂号、报到，听候转牌调遣。孙中山指出，“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孙中山选集》，第59页。)他们操纵并支配了义和团运动的方向，庚子事变就是他们一手制造的。
认为庚子事变在客观上起了反帝作用，也是并不客观的。分析封建势力为什么把义和团召到北京，而不是统率他们去收复被割让的领土，就可知这种判断是未经检验的。当时，北京既没有被列强围困，更没有被占领，把义和团引到北京，而封以“反帝”称号，极不合情理；若谓义和团是革命力量就更其荒谬，封建势力竟会愚蠢到把数十万之众的“革命力量”引入首都，这不但令人难以信服，而且根本违背*斗争的规律。实际上，义和团进京后，也并没有把其斗争水平提高到自觉的反帝斗争的水平，而是听命于皇室顽固分子，“对外来传教的人，与中国信教的人，以及教堂，各国使馆，外人财产，乃至无辜百姓，尽量蹂躏。”(周谷城：《中国*史》，第287页。)对民间不同教派也是如此，如杀所谓白莲教徒。据目击者言，“义和团将白莲教徒径送刑部，该部亦不讯究实情，率尔点名，绑赴市口处斩，……该团意气扬扬，帮同行刑，以逞一时之快。市口两旁铺户门外，无首之尸堆满，向来*无如是之多也。”(《庚子纪事》，第89页。)而攻打西什库教堂，几平是向平民进攻；又在杀捕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立山、徐用仪、联元时护送囚车。当时义和团在北京是否有明确目标，实属可疑，在被迫应战八国联军之前，遭到屠杀的主要是不见容于封建势力的“异端”同胞。因之，我以为当时封建势力不过是通过受其控制的社会力量，要挟和逼迫各国列强承认他们的*支配权，包括废立之权。（以传统狭隘的宗族、民族观念形成的集体无意识，被传统势力所利用，并非鲜见，“文革”也提供了现代的例证。）
但是列强的不妥协态度，使清廷势成骑虎，*危机无可挽回，遂走上了宣战之举，朝中较通洋务者包括光绪皇帝，坚决反对旧党的轻率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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