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时，瞿秋白为了及时地正确引导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的反帝爱国运动，发表了《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四运动之前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指出五卅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前提，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诬蔑五卅运动是继承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运动。对义和团运动，他分析了两个主要方面：1、盲目的排外主义。“义和团运动……拒绝一切‘洋货’，拒绝并且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他们主张‘国粹’，相信五行符咒等的‘国民文化’；他们的组织是一种宗教式的团体，他们盲目地共信他们的‘排外主义’，他们盲目的服从他们的‘中心思想’。他们的“对外要求是很单独的排外，亦没有关涉到各国利益不同的条件，所以列强竟能一致的向中国进攻，于是八国联军对华的惩罚战争，敢于施行极无人道的残杀，占领中国的都城，强迫签订辛丑条约”。2、“义和团联络满清的反动贵族，打着‘扶清灭洋’的尊皇口号，完全是一种帝制主义的反动思想。”“他们于‘扶清灭洋’的狭义国家主义的口号以外，什么‘阶级的要求’都没有，他们自身虽是农民，却甘心做反动贵族（所谓‘国家’或‘民族’）的工具”，“他们竟为贵族阶级所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反对一切进步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因此，这种运动既便胜利了，也不过为统治阶级巩固地位，更加压迫平民。”(《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第1卷。)

　　周谷城先生也指出：“旧派之反对维新，事实上又等于排外，原来维新运动诸人所主张的新政，无一不是从外洋吸收来的：如设学堂，办报馆，译西书，筑铁路，办邮政，设电报，开矿山，练新军，习洋操，制枪炮等等，概出自模仿西洋各国。极端反对此等新政，自然的会要排斥外洋。……义和团高张扶清灭洋之旗，极力排外，正合旧派脾胃。于是旧派首脑慈禧太后、载漪等大加利用：一以对付敌党或维新派，一以对付列强或洋人。”(《响导》第128期，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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