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正确的观点在义和团研究中，建国30多年来基本上是受到排斥的。主要是以肯定狭义的“国家”、“民族”的观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脱离了历史运动的总趋向，即社会进步的方向来总结庚子事变和义和团运动的所谓“爱国主义”价值。在这方面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影响最大，他为义和团运动专辟一章，与戊戌变法分列，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探讨：1、对义和团进行社会性质判断时，忽视了它所属的社会关系和它面对的社会关系，没有分析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资产阶级在当时历史上的地位，为以后专以“爱国”或“卖国”为唯一评价历史的标准树立了样板。2、回避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之间的直接的*上的因果关系。从而把代表社会进步要求的*力量和传统社会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说成是受帝国主义指使的分裂活动。仿佛传统社会的保守势力在庚子事变中是为了一个抽象的观念在行动，而进步的资产阶级则在为私利出卖“国家利益”。
在极左路线下，有人故意以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来批判维新运动，戚本禹以爱国和卖国的抽象观念，宣扬义和团的所谓忠义爱国，实际上是进行反现代化的*煽动的阴谋史学。“文革”中凡是主张搞现代化的*党人都被扣上了卖国主义投降派的帽子，江青进而在此基础上为慈禧大唱赞歌。这种悖论，正表现了历史运动的本质关系，任何反对现代化的个人或*派别几乎都可以在这段历史中，以“爱国主义”旗号找到反对现代化的武器，但这里面却隐蔽着最卑鄙的私利。这种现象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庚子事变最本质的原因。
庚子事变给予我们更深刻的教训则是：当民族危机仅与排外心理相结合时，它引导的不是一条走出危机的道路，而是造成更深的危机和更大的社会动乱，即走上一条不毁灭便不能停止运作的传统惰性的道路。
（资料来源：《江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04，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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