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们只是开始评论义和团运动，既然是起点，就难免是片断的、不系统的、不完整的，有时甚至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义和团研究的起点上，各方的论点已经摆了出来。这些论点对以后的研究影响很大。

　　二

　　辛亥革命后，国内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新局面，许多思想家、史学家考察了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据初步统计，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以叙事为主的著述有十余种，其中以罗□□的记述为最早；“史”、“论”并重的论著约十五种，其中以梁启超、王芸生、李鼎声的观点最有代表性。

　　1913年出版的《庸言》杂志刊载了罗□□的《庚子国变记》、《拳变余闻》两篇文章，这是最早系统记述义和团的文字。作者在自序中写道：“壬子夏，余为朝野□载，辑庚子拳变事，乃取而联贯之，成传记体，傅以所闻，又有之二、三焉。原录至两宫出都止，西狩以后，则以余所闻足成之，刊北京新中华报中。今任公先生欲取以入庸言报，乃复删繁补漏，更付手民”。(《义和团》（四），547页。)“余既为庚子国变记，后搜集记载连年旅京津所闻较确者，录为拳变余闻，兴至即书，不复次其先后，视国变记尤详尽矣”。(《义和团》（四），548页。)

　　《庚子国变记》和《拳变余闻》是姐妹篇，两文互为补充，反映义和团运动概貌。这两篇文章是以清政府为中心记述义和团的，对清政府内部帝党和后党、“主剿”和“主抚”两方力量对立和消长情况，对“两宫”出都和“回銮”情节记述详尽；对义和团的源起、组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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