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先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由于外侮之纷乘”，“凡当时外人势力所及之区，几无处不激起华民之反感，而仇外之心，亦因而发生”，特别是散布内地的传教士，“尤欺我积弱不振，多行不义，对平民则一意压迫，对教徒则百方袒护，致平民痛恨传教师、教徒如蛇蝎，民教之间，遂成冰炭。”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所以形成那种恐怖局面，责任在“朝中王公大臣”。因为他们“利用之，鼓□之”，“卒酿成残杀恐怖之局”。他谴责侵略者强迫签订辛丑条约，勒索巨款的罪行，“各当事国竟挟强力迫我举国后世负此巨额之赔款，事之不平，无愈于此矣”。(黄孝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册）。)

　　王芸生说：“甲午战后，割地赔款，国家人民，交受其辱”。“大者远者，有国家危亡之惧，小者近者，尤深切肤之痛，排外仇教之感情，因而洋溢全国。此为庚子事变之主要原因”。清王朝“聚敛繁苛，吏治败坏，民怨政昏，国势岌岌”，“戾气所播，人心思动，此为庚子事变第二原因”。他认为义和团虽属“愚民的结合”，“实含有革命之成分”。他肯定义和团运动在近代外交史上有重大意义，指出帝国主义所以不能瓜分中国，“此故由于攘夺之事，难于协调，而亦鉴于此广土众民之国家，非可以直接谋之者也。列强从此停止瓜分运动，直至九一八事变以前”，“谓义和团有保全之功，或非无见之论欤”？(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

　　李鼎声认为，义和团是“一种初期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北方农民贫民自发的反帝斗争，它表现了北方被压迫民众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暴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中国的真相”。至于“排外”问题，李鼎声说：“义和团幼稚盲动行为首先便表现在对于外人的杀戮中，绝对的排外主义造成义和团的大恐怖”。但是，在后党挟持下的清政府则是“排外主义运动的策动者”。他认为列强所以不能瓜分中国，“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冲突”，而义和团运动“亦是列强没有实行瓜分中国的一个有力原因。”他批评某些历史家“公然称义和团暴动为‘拳匪之乱’”，“将八国联军之祸归咎于所谓‘拳匪’”，“在客观上是替帝国主义与满清政府辩护的”。(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十一章）。)

　　显然，黄孝先、王芸生、李鼎声等进步史学家对义和团所作的分析符合客观实际。在全面否定义和团运动的一片喧嚷声中，他们公开站出来，公正地评论了义和团，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义和团的正义性质和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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