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是义和团的“果”呢？梁启超列举了八项所谓“正果”，主要是：军匪混化对全世界宣战：前后戕杀教徒及外国人数千；戕杀德国公使及日本使馆馆员；毁京津铁路，围攻使馆。梁启超称此为“一幕滑稽剧”，“一种极奇特的病态”。“有果必报。”义和团所得到的“报”，“直接”的就有以下几项，如：八国联军入京；俄军占领东三省；缔结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承认种种苛酷条件等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

　　梁启超的“因”、“缘”、“果”、“报”说是颇为系统的、完整的史学理论，这种理论力图寻找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联系。就二十年代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界而言，这种理论达到新的高度。梁启超是旧中国享有声誉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的史学理论在旧史学界影响极大。嗣后，有人就沿用梁的说法，说义和团“之乱”，完全起于“排外心理”，“朝野上下无不发挥其仇外报复之狠心，以从事残杀，而构成亘古未有之奇祸”。(高彦博：《中国近百年史纲要》，2118页。)还有的人层层加码，一贬再贬，说“拳匪”“扰乱”，是“顽固势力的总动员”。(蒋廷□：《中国近代史大纲》，115页。)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没有理性的行动”(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7页。)“其影响之所及，造成无理智表现之可能，成为一种狂癫之暴民，天下之险莫过于此”。(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507页。)总之，在旧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否定和攻击，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与梁启超等人不同，一些进步史学家对义和团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孝先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8年出版）、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年出版）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都对义和团的起因、性质和作用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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