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活动方式及其在山东、京津两地区发生、发展状况，也有所记载。作者极力表白自己的记述是“所闻较确者。”的确，这两篇著述比那些“上谕”、“奏稿”之类的官样文章更真实，更可靠，为后人所重视，所引用。但这两篇文章也不是在所有问题，即便是重大事件的记载上都是准确的。例如一八○○年六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至落垡而还。原因在那里，作者的回答是：“以兵少不敢进，至落垡而还”。(罗□□：《庚子国变记》，8页。)这就不符合事实，由于义和团的抗抵，侵略者不是“兵少不敢进”，而是“兵败不能进”，被迫退回天津。对此，侵略联军司令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复没。”两篇文章中类似这样的错误记载不止一处。
作者没有专门评论义和团的性质和作用，但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观点表现在字里行间。作者在行文中处处称义和团是“拳匪”、 “拳祸”、“匪党”、“愚民”，说什么“拳匪专杀自如，恣意劫掠”，“拳匪乱时，积尸于道”，对所谓“拳祸”的暴露可谓淋漓尽致了。人们不难看出，这种任意夸张乏具体内容的“记事”，除了说明作者自己的思想立场之外，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作者对清政府内部“主剿派”的失势深表惋惜，说什么“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之冤戮，称浙之三忠。三人中，袁昶最以节气学问著。”作者十分赞赏袁昶的“拳匪宜剿”的*主张。(见《庚子国变记》、《拳变余闻》。)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对义和团运动的仇视。
取材于《庚子国变记》和《拳变余闻》，李泰□编成《新著中国近百年史》，作为中等学校教材，在青少年中广为流传。和罗□□一样，李也污蔑义和团为“拳匪”，说什么“拳匪至京”，“香烟蔽城，结为黑雾”，“纵火四千余家，数百年精华尽矣”。他把签订辛丑条约，外国驻军京师，统统归罪于“拳匪事件”。(李泰□：《新著中国近百年史》，第一册，162—178页。)
1922年2月出版了梁启超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该书第六章专门论述义和团运动。书中关于义和团的言论不仅代表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反映了他的方法论。
梁启超分析义和团所采用的方法，概括地说是四个字：因、缘、果、报。什么是“因”呢？“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其二，则迷信的心理。”“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其二则政纲之废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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