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全境计分九区,而河北区“突出于河北清河威县之间。冠县百三十里,地势远隔,风俗攸殊,盗匪充斥,民教杂处,孤悬境外,隐然独立一小邑。控制既鞭长而莫及,治理又梗塞而不通”(《冠县县志》(一),第103页。)。不但义和拳在直、鲁、豫交界地区有着长期活动的历史;而且鸦片战争后,白莲教、黑旗军、习文教和长枪会又都在鲁西北及其邻近地区起义。这些起义相继失败后,残余部分仍分布在鲁西北及其附近各州县继续活动。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啸聚,却在民间私相传习,蔓延颇广”(《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页。)。
概言之,山东在上述两属地区民情习俗的突出特点,就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封建文化,民情悍塞,“以善导之,固易于兴起,以邪诱之,亦易于鼓簧”(《冠县县志》(一),第150页。)。
当山东进入19世纪末期,一是洋货象潮水般涌进山东内地。据统计,1886年的棉纱进口量较1882年增加5倍(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87年烟台海关贸易报告说,那时山东的手工纺纱业“几科全部停歇”(《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08页。)。这表明,上述情况不在鲁东,并在鲁西地区也同样出现。《荏平县志》称:“布为衣之源,昔时本地出产甚多,尚可外销,今因机制之淘汰,反转以贩运洋布为生”,原来盛产白粗布的陵县,“迄机器纺纱,俗呼洋布输入内地,白粗布销路顿形滞涩,渐至断绝,全县手工业无形破产,农民经济影响甚巨”(《陵县续志》,民国二十四年修、卷三。)。
再是洋教势力侵入到穷乡僻壤,全省分南境、北境、东境三个教区,而鲁西的南、北两个教区成了教会势力最集中的地区,平均每乡就有一个教堂或公所。在鲁西北与直隶交界的“冠县十八村”有教堂1处、小教堂9处;在鲁西南的单县东南乡李集一带,方园不到20里的地区,就设立了7个教堂;在巨野形成了以磨盘张庄为中心的传教网,张庄有三分之二的人入了教、仅被教堂收容的修女即达20多人。(《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册,第28页。)
上述情况表明,19世纪末年,在山东半殖民地化普遍加深的社会情况下,而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仍保持着其独特的社会环境。其地势处边界与邻省犬牙交错,而政府控制力量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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