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世纪末年，鲁西地区的特定社会环境，不仅制约着义和团倡始的地区，也制约着义和团斗争的方式和结局。这表现为义和团倡始山东的地区，不是同商品经济较发达，帝国主义军事侵略重点的鲁东地区相联系，而是同封建经济结构较牢固的鲁西地区相联系。这是因为在鲁西地区，不仅有着利于拳民活动的地理形势和民教构怨已深的社会基础，并且多种宗教和秘密结社长期存在，这就为旧式农民进行斗争提供了最为得心应手的组织形式和思想武器。可以说，1896年鲁西南曹、单一带大刀会的起事，是义和团运动的前奏；而1898年10月，冠县义和拳的举旗起义和“助清灭洋”口号的提出，是义和团倡始鲁西的标志。可见，义和团运动同甲午战后兴起的维新运动不同，它不是当时中国社会内部新兴经济的反映，而是同封建经济结构相联系的旧式农民对教会侵略势力和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直接反抗。这是因为19世纪末叶的鲁西地区，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虽然遭到了外来侵略势力的冲击，但就整体而言，尚未完全解体。特别是反映旧经济结构的封建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一般人民群众还处于同新的资产阶级学说和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绝缘”的状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处于封建经济结构方式中的农民阶级，它有着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期斗争经验和一系列斗争纲领口号，而19世纪末，面对着帝国主义新的敌人，又提不了新的、科学的斗争策略方针。因而，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在斗争形式上，是民间武术团体和多种宗教迷信的结合。前者成为斗争的组织形式；后者成为斗争的思想武器。这一斗争形式，给运动带来的是双重影响。一方面是“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其借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册，第234页。）。因而“仇教”、“恨敌”的乡民、“尊之敬之，踵门拜师者，趋之若鹜”（《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册，第192页。），成了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并勇于斗争的强大精神支柱；然而，另一方面，当近代新式武器的真枪实弹戳破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迷茫幻觉后，就使这场斗争失去了精神支柱，而斗争的结局又必然使农民败下阵来。

　　总之，19世纪末，倡始鲁西蔓延全省盛于直隶的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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