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七日，清政府在上谕中进一步明确的说：“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谊，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38、43、44—45、56、163页。）这两道上谕表明，清政府无异是承认义和团是“互保闾里”、“保护身家”的合法团体。在这里，应该说：在清政府支持利用义和团和义和团被支持利用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基本上达到了官兵民团一家的地步。正因如此，五月底，端王载漪与义和团的“老教师”商量“揭旗入城之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38、43、44—45、56、163页。）。六月六日，在那拉氏主持的宫廷会议上：决定利用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24页。），并派刚毅等人“导拳匪入京”（《庚子国变纪》，第36页。）。
一九○○年六月十七日，洋人肇衅，恃其坚甲利兵，攻打大沽炮台，又从紫竹林分路出战。清政府有恃无恐，于六月二十一日发布宣战上谕，谕中说：“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时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并谕令各省督抚：“现中外已开战衅……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抚如能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必能得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208页。）。在清政府招民为团的谕旨下，东北地区的将军，华北地区的督抚纷纷响应。原来有义和团的省区，这时更加活跃起来，原来无团的省区，这时也开办起来。一场官兵、民团相结合抗击八国联军的反帝爱国运动达到了高潮。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曾经指出：“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不一定要以这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的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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