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列强在长期侵略中国的罪恶实践中，得出了一条经验：“中国人是这样习惯于绝对服从他们的官吏，以致只要他们的统治者说一句话，他们就乐意做他们命令要做的任何事情”（《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150页。）。因此，帝国主义侵略者认为只要手中掌握一个顺从的清政府，就可以在中国一切如愿了。义和团在山东等地的勃起，使帝国主义大为震惊，他们过去那种“认为中国人民向来极不活动，列强尽管为所欲为，决不致引起抗议和仇恨的事情出来”（《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129页。）的“美好”想法，那种“以为瓜分一个‘东亚病夫’的财产，是不会引起反抗的”（《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130页。）“美好愿望”开始破灭。因此，所有帝国主义列强无不为之惊慌失措。他们一面向清政府大施*威，强迫撤换所谓仇外官员，勒令限期剿灭所谓“仇外”活动；一面密谋策划大举出兵中国，亲自动手剿杀义和团，并借机掠取更大侵略权益。帝国主义的这些强盗行径，非但没有使中国人民屈服，反而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怒火。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给予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帝国主义者明白那种“只要近代军队一万人，就可以横行中国的想法已经失败”（《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第84页。）。帝国主义分子不得不承认：“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故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四册，第245、246页。）。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也供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三册，第244页。）。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说，从此消声匿迹。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行动，开始出于扶者倾之对，能扶即能倾的观点和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几经撤换山东巡抚，屡屡谕令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地方各级官吏畏于朝廷谕旨，为争得民教相安的局面，保得自己的地位，尽职尽责的东奔西跑，但各地的灭洋仇教斗争，“此案未结，彼案又起，”（《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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