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楷、袁世敦围剿义和团的行动，受到了地方大吏和清政府内廷官员的谴责。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说：“平原一案，蒋楷贻误于前，袁世敦妄杀于后，绅民切齿，至今哗然”。他建议对义和团要“犯法则为匪，安分则为民”，指出“朝廷覆育寰区，以民为本，若果抚驭得宜，能平其怨咨之气，即收为干城之用”。若一意剿杀，势必迫使百姓“铤而走险，迨至揭竿群起，不得不剿，剿而不胜，固损国威，剿之立平，多伤民命，我国家费数千万金钱豢养战士，不以御外夷，而以残害百姓，岂练兵之本意哉！况乎，仇教者既被夷诛，从教者益行恣肆，一日不入教，一日不安其生，势必驱中国之人胥归彼教而后已。天下皆教民，国将谁与立乎！载舟覆舟之喻，不可不深长思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93、43页）。辅国公载澜说：“毓抚在山东所立之义和团，颇有关系大局，大能为国家出力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60页）。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清政府改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是清政府地方大吏中主张镇压义和团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也承认“义和团，练习拳棍，保卫身家，以仇教为名并无作奸犯科之为”。但是他又认为“自古断无左道邪教而可以御侮者”（《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93、43页）。为了不得罪洋人，他主张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袁世凯镇压义和团，使得清政府内部一些封建官僚感到不满。翰林院待讲学士朱祖谋认为义和团是朝廷赤子，他以山东民教不和，亟极持平办理为由上奏：“该拳会等为徒虽夥未闻扰害平民，劫掠官府，拳会仇教，犹是朝廷赤子也”。他奏请朝廷，“请旨饬下署山东抚臣袁世凯，慎重兵端，整顿吏治，勿以意气用事，勿以操切图功，遇有教案，持平办理”。“万一听信浮议，仓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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