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2、28、37页。）。但形势的发展并未因此好转，“日照之事甫息，高密之变又起”（《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1、22、28、37页。），德兵四处恣意横行，仇教案连绵不断，加之因德筑路侵占民房、民田，掘毁坟墓事，群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此，清政府在一八九九年十一月给当时派往山东的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等的谕令中指出：“近闻山东各属，时有匪徒借仇教为名，聚众煽惑，屡酿巨案，若不早加震慑，势将滋蔓难图。著毓贤体察情形，密饬地方文武加意抚绥弹压，务期消患未萌。又自上月以来，意大利兵舰多艘游弋烟台等处，殊为叵测。东海边防尤应及时防备”（《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1、22、28、37页。）。这里很明显，清政府一方面对外敌入侵更为注意，一方面则对义和团在“妥为弹压“的基础上发展为“抚绥弹压”。我们不能轻视这个别字句上的变化，这标志着清政府政策的转变。在其给袁世凯等谕令的当天，还给各省督抚下了一道谕旨，文中说：“现时势日艰，各国虎视耽耽，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接着又指责了各省督抚在对外交涉中，心下只有“和”念之后，严行申谕：“嗣后傥遭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38、43、44—45、56、163页。）。
至此，清廷支持利用义和团“万不得已”时与外侵拼死较量的决心可说已基本确立。这个政策最大的转机，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御史黄桂□以袁世凯镇压东省义和团为由，上书清廷说：山东义和团非欲谋乱也。他建议政府将义和团“与团练相表里”（《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38、43、44—45、56、163页。）。清政府也一再担心袁世凯一意剿击，对政府不利，遂于一九○○年一月十一日发布上渝说：“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它要求地方官吏今后“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38、43、44—45、56、163页。）一九○○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