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矛盾,其他一切矛盾都从属于这一矛盾。一切社会力量,在客观上都以不同方式卷入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斗争,义和团就是这一主要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
甲午之战和战后的危难形势,使农民阶级朦胧地予感到国亡家破,倍受“夷狄”蹂躏的时日就要到来了。为此,“每言及中东一役,愚父老莫不沧然泣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8页。)但是,正如有的论者所议,这些生活在封建统治之下的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他们“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转引自《光明日报》,1980年4月22日,《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这个权威或主宰,就是压迫、剥削他们的封建统治阶级,就是在他们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清王朝。这时的农民群众,虽然也以传统的理性,要求、希望他们的“权威”、“主宰”能够奋发有为,起来带领他们驱逐“夷狄”,保家卫国。可是,他们的这种希望在无情的事实面前逐步地、彻底地破灭了。他们的“主宰”跪倒在“夷狄”脚下了,割地赔款次多一次,苛捐杂税日重一日,致使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尤其使他们失望、痛心和不能忍受的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传教活动所直接给他们带来的极大耻辱和怨恨,而他们的“主宰”又不能为他们做主,于是,他们就不得不自发地奋起自卫,同直接欺凌他们的教会势力展开斗争,以求得生存。他们的这种自发的反抗斗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教会势力的欺凌逼出来的,是迫不得已的行为,长期积压在人们心底里的反抗怒火,一旦燃烧起来,即成燎原之势。广大农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终于在中日甲午战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反帝主要表现为“灭洋仇教”;爱国主要表现为“保大清国”。义和拳众从“习拳练棒,强身保家”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自卫及侠义立场起步,发展到“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的过程中,“扶清灭洋”的宗旨是一贯的。这一口号是清政府支持利用义和团和义和团被支持利用的基础。
“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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