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类似上述看法的人，不为少数。这些人固然是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出发，为朝廷出谋划策，但不能排除他们有不满外敌侵略，不甘为亡国奴的一面。他们由害怕义和团的“仇教”活动到对这一活动的同情和默许，随之发展为一定程度的支持，都是事出有因的。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漫天烽火，不但对帝国主义及中国的某些封建官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它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某些官吏对清政府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外族入侵，国危家难的形势下，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地位。义和团视帝国主义比清政府更可憎，因而它们一致“扶清灭洋”。清政府也从开始的坚决剿杀改为“妥为弹压”，以至后来发展为“抚绥弹压”、“招抚”利用；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则从“决不用兵”到“暗中布防”。

　　甲午惨败，对整个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产生的影响，总的说来，是使清政府丧失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最高统治阶层心目中非常清楚，就他们那班人马，已经不能与任何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争斗了。这不论是把持中央军政实权的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还是以光绪为首的所谓开明的帝党官僚，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为了保住风雨飘摇中的封建统治，清政府在甲午战后对待外侵问题上，就不得不采取事事屈从忍让，借以换取儿皇帝宝座这样一个基本国策。但是，在他们觉得已经作了尽可能做的迁就退让的情况下，仍不能满足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贪欲，遂至瓜分狂潮骤起，祖宗基业面临几不可保的危局，这不能不在统治者们忧心忡忡的心头上又罩上一层阴影。尤其德帝在山东事事以兵事相威胁的局面，更使他们一面忍辱屈从、迁就退让，一面又不得不存有戒备防范之心，一旦这些所谓友邦真要全部划其祖宗基业为己有时，他们也准备作一次最后的挣扎，在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和义和团反侵略斗争的交互影响下，从而就导致了清政府对外对内政策的不断变化。

　　早在一八九七年，时任东抚的李秉衡电报清政府：德帝国主义率兵纷纷上岸，分布各山头，后送以照会，限中国军队于二日之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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