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义和团毕竟没有摆脱旧式农民的局限，它只是因为发生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增加了一个新的斗争对象——帝国主义。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灭洋”，说明它有反帝国主义的要求，这是过去农民阶级所未曾明确提过的，现在义和团提出来了，这是很大的进步；“扶清”，说明它对腐朽的清政府抱有幻想，希望能够实现“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对自己的力量却缺乏信心。“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93页。）正是由于这个局限，所以在载勋、载漪、刚毅等一班顽固派看来，义和团是可以“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把义和团逐步改造成为“努力王家，同仇敌忾”（《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的工具，纳入他们“盗窃兵柄，窥伺神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的罗网。

　　为了控制和改造义和团组织，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任命顽固派首领“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载澜、刚毅、英年佐之，……倾公帑赡养之。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这是统治者对义和团的污蔑之词，下同），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二册。），“乾字归澜公府统率，坎字仍归庄王府”（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从领导权和军队给养方面着手进行整顿。清政府又提出“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已挂号者，名官团，则书‘奉旨义和神团’字样；而未挂号者，为私团，则无‘奉旨’字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进一步按组织系统，实际上把已“挂号”的义和团改编为统属于清军的一部分。后来，还颁布了《义和团团规》，作为义和团行动的纲领。《团规》强调，“义和团众与官军联成一家，不可稍存尔我之见”，“各团师兄，应与兵勇彼此和睦，联成一家”，“各团师兄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各团师兄生擒洋人及教匪系职官者，在京应交统率王大臣；在外交地方大吏验明，分别办理。” （《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这样，进一步明确义和团和清军要协同作战。使义和团和清军的关系处于友军的地位。义和团变成了“似民似匪，似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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