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立载漪的儿子溥□为大阿哥（预备皇帝），遭到各国的反对，耿耿于怀，寻找机会进行报复。那拉氏“颇右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而一班满洲贵族，如“端、刚诸人，因政变之故，而疾视皇上，因疾视皇上之故，而仇视外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当时，义和团本身，因为广大成员受到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压迫，“平民之冤无自而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也正要“集团报复，但一言及洋人，则怒目切齿，愿得甘心。”（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清朝顽固派同义和团组织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目的出发，在反对外国势力这一点上，暂时存在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而“扶清灭洋”口号的广泛宣传，在顽固派看来，更是一个可以利用义和团作为盲目排外并参与宫廷内部夺权的难得借口。
当然，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和落后思想，而主要的则是外国侵略引起的。对于这点，过去已经有不少文章提到，这里不准备重复。义和团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一切外来事物，只要“有洋字者，皆毁物*。”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二册。）甚至“遇有紧衣窄袖以及平素所称洋务人员，必以刀刃相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这显然是不足取的。但是，义和团盲目排外的落后举动，在顽固派的心目中，不仅不是有伤国际交往准则的越轨行为，恰恰正是“夷夏有别”的天然合理的结果。因此，顽固派出于极端仇视一切外来事物的心理，极力支持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愈演愈烈，一度使整个北京陷于混乱状态。当时舆论界也议论：“上无所导，则下无所倚故也。……而忽闻助清美名，灭洋快事，满朝心醉，举国皆狂，则斯时非惟纵之，且或煽之。故以拆铁路，毁电杆，烧学堂，焚译署，杀教民，攻使馆，事事合政府宗旨，即事事为政府主使，盖亦可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而义和团也以为“官家用我矣，而不知乃驱诸必死之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结果被顽固派出卖，成为中外反动派联合进攻下的无辜牺牲品。这是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
在争夺宫廷内部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顽固派更是不遗余力，利用义和团仇恨“二毛子”的心理，怂恿义和团卷入斗争。溥□俨然成为义和团的信徒，使拳舞棒，并且参加了义和团的一些宗教迷信活动。“端王云以大阿哥在颐和园，打扮义和团二师兄，与太监练习。”（《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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