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九世纪末期中国铁路的发展，基本上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象征，而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掠夺中国的标志。特别是中日甲午战后，英、法、俄、美等国激烈争夺中国铁路的修筑权，并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强行修筑铁路，遂使铁路主要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工具。特别是帝国主义修筑铁路时，常常毁坏农民的田舍，铲平农家的坟茔，迫使很多农民流离失所，给沿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例如，德国人在山东敷设铁路时，“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遇坟墓建物即毁掘，不惟不遇路避之，且毁坟拆舍亦一文不与，……其土民田庐皆归乌有，无以饮食，无以栖止，父子夫妇兄弟流离道路，相转死亡于沟壑不知几人矣。”（《清议报全编》卷一八）于是山东等地人民便不顾生死地奋起拆毁铁路，与德国侵略者多次展开搏斗。其中尤以高密县人民的反抗最为激烈。据御史高熙□奏称：一八九九年底，德人在高密境内强行“修造铁路，阻塞田间水道，有碍小民生计，因向洋人拦阻，洋人*平民数人”，因此不但遭到深受其害的农民群众的坚决反抗，也激起伸张正义的官绅的愤慨。高熙□愤愤不平地说：“洋人如此凶横，地方官不能申理，尚复成何事体！夫中国毙一洋人，必抵偿数命，抚恤巨万，而洋人毙华民，如屠犬豕。百姓何辜，遭此涂炭！”（《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七一页）其实，这种情况并非例外。据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日本驻汉口领事向日本外务部的秘密报告中说：“铁路沿线及附近的人民，特别是妇女，经常吃到铁路员工的苦头。满洲铁路和芦汉铁路就如此。那里的铁路工事多是欧洲人担当。这些欧洲人中有一些下贱流氓，他们深入沿线内地调戏妇女，引起当地人民的怨恨、喧哗和斗争，并引起种种谣言。”（《日本外交文书》第三三卷，《北清事变》上册，日文版，第一四四页）

　　农民群众正是从这种饱受外国侵略者的掠夺、凌辱和压迫的痛苦中感到“铁路、电线皆洋人所借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杆。”（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三页）或者认为：“电报、铁路等与洋人声气相通，则亦毁之。”（《义和团》第一册，第三○五页）这些正是义和团焚毁铁路、电杆及其它洋物洋货的根本原因。他们便自然地把焚砸铁路、电杆及其它洋物洋货作为反对洋人侵略和压榨的手段。当时人说：“拳匪不过贫民乌合耳，彼等多属天津工人，因设铁路而绝其生业。而铁道工役，又多属教民，彼等蓄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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