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到八国联军之祸，无疑进一步证明中国传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已经陈腐落后，几十年与列强的交往一再证明不能抵御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不可忽视的事实，无情地冲击着清朝统治者的盲目自大、闭关自守的传统心理，从而向西方寻求治国安民之策，正如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说的：“非变西法不能化中国仇视外国之见”，“不能化各国仇视朝廷之见”(《张文襄公电稿》第45卷，第31页。)。就是说，不引进西方文明，就不可能排除如义和团运动那样“仇视外国”，也不能防止如列强所强加的《辛丑条约》那样“仇视朝廷”。唯其如此，乃促使新洋务派官僚决心步洋务运动之后，掀起“第二次洋务运动”——新政。当时，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牵连保守顽固派的干将被“惩办”，载漪兄弟被流放充军，徐桐、崇绮*，毓贤、刚毅被判处死刑。顽固保守派遭到了沉重打击，作为一股*力量，已不复存在，不论从中枢或封疆大吏中已无发言的代表人物了，这就消除了或大大减少了新政的反对势力。而在义和团运动中主张镇压义和团和列强进行“东南互保”的“互保”派，即新洋务派，由于他们保境安民，避免了战火，获得了声誉，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又为中外所倚重，而且他们是有力的封疆大吏，位尊权重，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利用列强要求推行新政的客观因素，而积极地发动新政的实施。
“东南互保”的主持者和参予者刘坤一、张之洞、山东巡抚和升任直隶总督袁世凯、铁路大臣并继任商约大臣盛宣怀，稍后的封疆大吏周馥、端方、岑春煊等和先后任领班军机大臣的荣禄和庆亲王奕劻等人，亦即被人们称为新洋务派，他们是新政的推动者和具体实施者。1901年和1902年李鸿章、刘坤一相继去世，张之洞和袁世凯成为推行新政的主要人物。他们决心通过实施新政、自强以挽救清王朝垂危的命运。
早在议和大纲宣布之前，新洋务派就在蕴酿新政了。1900年冬，袁世凯向张之洞、刘坤一建议说：“前数日曾致电行在，请和议将定，赔款甚巨，此后愈贫愈弱，势难自立，如踏常习故，直无办法，宜请旨饬内外臣工各陈富强之策，以备采施。”(《张文襄公电稿》，第44卷，第17页。)而盛宣怀更在1900年7月就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他说：“救（外国公）使、剿匪能否停战，变法维新能否泄忿。”(《愚斋存稿》第37卷，第30页。)显然，想以“变法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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