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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与晚清 新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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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0: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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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促使列强“停战”、“兵不进京”的“泄忿”条件。张之洞赞同他们的建议，他说：“请枢、疆合力补救，扼要得法，此入手一定步骤。”张之洞还提出了策略上的考虑，避免保守大臣的反对，他说：“此时不必言新政，但言化新旧之见而已。”“众情如此，或有扼作之机”。他进而认定：“自强无望，势难立国。”(《张文襄公电稿》，第50卷，第12页。)张之洞还认为：因为“承乏疆寄，未便畅言”，要求盛宣怀这个非封疆大吏向朝廷建议，以便于说明新政“运筹在枢臣，奉行在疆臣，枢疆合谋，即可补救”(《张文襄公电稿》，第44卷，第17页。)。盛宣怀乃上奏说：“倘能于和局大定之后，即行宣示整顿内政切实办法，使各国咸知我有发愤自强之望，力除积弊之心”，则我“不致一味听人指挥，受人侵削。”(《愚斋存稿》，第21卷，第28页。)张之洞担心孤掌难鸣，特别请求刘坤一、袁世凯一致行动，联衔上奏，以便说服西太后。他说：会奏要“每月两三次，节节设法最善，如此办法，补益必多”(《张文襄公电稿》，第50卷，第12页。)。张之洞断言新政，“以仿西法为主”，“变法则事事开通，各国商务必然日见旺盛”(《张文襄公电稿》第45卷，第31页。)。刘坤一则说：“中法积弊已深……取西法之易从者，逐渐实行，久之合二而一。”(《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282页。)可见，新政是一个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在新洋务派的推动之下，中枢又有荣禄、奕劻和慈禧太后的赞成，这样，新政乃得以出现。而洋务派的主张则是新政出现的内在因素。
《辛丑条约》谈判之初，和“互保”派言行一致、声息相通的荣禄被授为议和大臣后，立即向“互保”派表示：“里边（中枢）无人襄理，掣肘堪虞。”(《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6卷，第1页。)于是李鸿章、奕劻、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向慈禧太后建议，免去他的议和大臣，而令他奔赴行在，担任领班军机大臣，慈禧太后同意所请。这样，慈禧太后“每召见，总是荣中堂一人说话”，“全恃”他“宣示”(《西巡大事记》卷首，第34页。)。从而，关于《辛丑条约》的批准、新政的出现与实施，有了荣禄在中枢为之“襄理”，消除了人为的“掣肘”，达到了新洋务派坚持的“枢疆合谋”的目的。至于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她是没有固定的*见解和主张的，她关心的唯一大事是保存她的听政权力。慈禧太后虽然由于争权夺力的原因，曾经镇压了戊戌变法，但他并不反对变法，如同她对洋务运动一样，并不反对。以光绪的名义颁布的新政上谕中说：“康逆（有为）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旧法”，“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义和团档案史料》第914页。)这是慈禧太后为了洗刷她镇压戊戌变法的罪名，表示她并非顽固守旧而不图更新者。从而“枢疆合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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