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之出现，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当然不是主要因素，如：资产阶级在经济、*与社会影响迅速扩大，他们迫切要求推行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他们有力地影响新洋务派官僚，如张謇、汤寿潜等人还为刘坤一“代拟”新政“条陈”(《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281页。)。

　　晚清新政就是在上述主客观条件下出现的。1901年1月15日，西太后批准了辛丑条约《议和大纲》。29日，颁布了“维新变法”，推行“新政”的上谕。上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径，无一成不变之治法”；而今“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义更新”。表示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以义和团运动之失作为殷鉴，“事穷则变，安危全系于斯”。为此，命令内外臣工“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求诸人，或求诸已，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限期上奏(《义和团档案史料》第914—916页。)。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委荣禄、李鸿章、奕劻等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后增）遥为参预。政务处综理新政事宜，“变通*，力图自强”(《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55页。)。政务处成为组织领导新政的中枢。同年9月，慈禧太后再次颁布谕旨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又说：“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别无他策。”(《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327页。)新政经“枢疆合谋”，上下一致地开展起来了。

　　第一道上谕下达后，袁世凯于1901年4月25日率先复奏，条陈了“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10条意见(《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68页。)。接着刘坤一和张之洞会衔上奏变法三折，史称“江楚三折”。三折针对“上年京畿之变，大局几危”严重形势，强调变法的必要性，指出“不变何以为国”(《张文襄公全集》第52卷，第10页。)。“江楚三折”奏陈兴学育才4条；整顿中法12条；采用西法11条。清廷对“江楚三折”十分重视，为此发布上谕说：“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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