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帖”(G．吉普斯：《华北作战记》。)；在北京，义和团“以纸帖遍分城乡内外居民”。甚至“京官宅中亦多有收得此纸者”(佚名：《庸扰录》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以下简称“三所”）编：《庚子记事》，第249项。)：在东北地区，义和团也曾经“遍贴匿名揭帖”(季理裴，《庚子教会受难记》下卷。)。另外，在山西、河南、四川，以及在反动势力控制严密的南京和福建等地区，也多有类似的现象。清政府曾在上谕中惊呼：“近闻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到处张贴揭帖，摇惑民心，事关交涉，深恐酿成衅端。”(“上谕”（光绪廿六年四月十九日），见《义和团》第4册，第13页。)直到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义和团仍然广张揭帖，同敌周旋，出现所谓“常有团匪告示，□满城墙”(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见《义和团》第1册，第203页。)的情况。由此可见，义和团的传单一直同他们的斗争相始终。帝国主义侵略者对这种动员群众的手段十分恐慌。驻京的外国公使团，曾多次要求清政府下令“拘办练团纠党、传布揭帖之拳民。”(《清季外交史料》卷143页。)据奕□奏称：“迭据各国使臣，持送该匪徒揭帖，来衙门声称究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8页。)在各国公使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清政府的一些官吏唯命是从，立即查缴揭帖，“遇有此等揭帖，立时揭净。每月按段清查，不准稍有遗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8页。)并传谕各刻字铺，“不准贪利私刊揭帖，具结存案，违者严惩。”(《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8页。)遂使义和团传单经常遭到破坏。
据时人记述，义和团的传单不仅数量极多，而且形式多样，文字不拘一格。在义和团的宣传品中，就曾出现一些书信和诗文等形式。此外，还有一份流传很广的义和团《团规》。这是在义和团进入高潮后，载勋、刚毅等人奉清政府之命统率义和团，并与部分义和团首领共同制订的义和团行动规约。它虽带有“御用”的性质，但终归被一部分义和团所遵守，所以也属义和团文献的范围。这些宣传品除所谓“词皆鄙俚不文”(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1。)的通俗说帖，和“怪诞不经”(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1，诗注。)的乩语、神咒外，“亦有长篇钜论、套袭名家古文”(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1。)的典雅之作。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这些文献也立即遭到禁绝和毁灭。除私家记述中偶有抄录，或官方档案中偶存一二者外，其余大都荡然无存。就目前流传下来的义和团文献来看，大致可分为传单类、书信和诗文类、乩语和神咒类、碑文类等几大类别。其中以揭帖、告白这类传单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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