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仇杀悲剧的原因甚多，除了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等主观原因外，有人认为义和团“专以仇杀洋人及教民为事，此则平日教士挟制官长，欺压平民之所致也。”(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第1册，第345页。)这种看法也颇为客观。此外，也是封建顽固势力煽动、挑唆的结果。由于地方官吏“非视夷如仇，即畏夷如虎”(《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8页。)。不是挑动义和团盲目仇杀洋人，便是弹压人民群众以讨好洋人。这实际上都起到激怒义和团、使矛盾更加尖锐化、复杂化的恶劣作用，也暴露了清政府妄图坐取渔人之利的险恶用心。

　　综上所述，义和团文献是义和团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的主要手段，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打击教会势力的有力武器；它鲜明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藐视强敌和捍卫民族独立的决心和英勇气概；体现了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的性质。从义和团文献能以大量的出现这一事实来看，就足以证明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已同爱国官绅与封建文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结成了松散的联盟，从而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形成了空前的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在义和团文献中，也暴露了义和团笼统排外，盲目仇杀和蒙昧落后等农民小生产者难以克服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然而，就其反帝精神而言，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页光辉的战斗篇章。

【资料来源：《南开学报》198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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